毛罕平的實驗室里躺著一個寶貝，而且一躺就是5年。
作為江蘇大學農業裝備學部執行主任、二級教授，毛罕平2015年帶領團隊成功研發出這款水肥耦合灌溉裝備，可適用于蔬菜施肥，并針對各種蔬菜不同生長期全自動地把營養元素進行智能配比噴施。
都說皇帝的女兒不愁嫁，但這套出生名門，頭頂“皇冠”，富含科技含量的農機產品，依舊養在深閨無人識。
“這套農機相比國外最先進裝備，性能更優，價格卻只有他們的一半，和國內的簡易設備比也只是貴了三四萬元。”毛罕平說，和他接洽的農機企業很多，都很感興趣，可就是保持觀望態度、不愿意前期投入。
迫于無奈，毛罕平不得不自籌經費在全國布了20多個點搞產品推廣。
毛罕平的尷尬折射出的是中國農機行業的面臨的困境之一。
8月10日，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關于檢查農業機械化促進法實施情況的報告》則顯示，我國農機行業還面臨著整體研發能力較弱、核心技術有待突破、關鍵零部件依靠進口、基礎材料和配套機具質量不過關等問題，成為影響農機化高質量發展的最大制約。
“以拖拉機和收割機這種典型農機來說，我們和國外差不多有30年以上的差距。”中國工程院院士羅錫文表示。有專家向記者介紹，我國在蔬菜、果樹、茶葉等小品種經濟型作物上，農業機械化率非常低，僅有20%—30%，有些甚至全人工作業。
能導航會認路的收割機只賣出一臺，先進農機具為何在國內水土不服
特斯拉問世后，自動駕駛技術賺足了眼球，國內造車“新勢力”也紛紛憑借智能化新能源汽車行走于資本市場和新聞頭條。
但是，如果你是一家農業機械企業家，這么想就可能成為市場的笑話。
去年，江蘇常州的一家農機廠，緊跟無人駕駛的智能化潮流，開發了一種帶有導航功能的收割機，價格比普通收割機高了7萬元，但是最終只賣出一臺。
一臺下田干活的農機也用上自動駕駛功能，會不會有“殺雞用牛刀”之嫌？
答案并非如此。我國已在新疆等地進行無人駕駛農機實驗推廣，并且已達到美國的同等水平，即行駛1000米偏差2.5厘米。但是，美國農機是直接接收衛星信號并進行修正，而我國還需要在地面設立基站幫助農機糾偏。“這里面有一個關鍵核心技術，衛星差分信號，這就是我們的差距。”羅錫文說。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終端價格影響企業創新積極性。”江蘇大學二級教授李耀明直言不諱地說道。
農機價格上不去，企業的利潤不高，直接影響到農機新品開發和更新迭代。
在我國，農產品尤其是大宗糧油作物的價格極其低廉，農業仍屬于利潤低、回報周期長的產業，因此農機終端用戶對生產成本極其敏感。
“我們公司有340多臺農機，經營7.3萬畝耕地，每畝地凈利潤500元，在國內農場屬于較好的水平，但是對農機價格還是很敏感。”江蘇省農墾農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臨海分公司總經理助理朱忠陽告訴記者，他們會通過比價采購程序購買農機，“當然希望價格越低越好”。
記者注意到，國內小麥收購價，十年前就已達到1元/斤，現在約為1.2元/斤，農產品價格在低位長期徘徊或許是農機低價的源頭。
“還有一個原因，國內農機面臨的生產狀況紛繁復雜，比如我國的蔬菜品種多達幾百種，可能每個縣的品種和種植模式都不一樣。”毛罕平說，我國農機的種類也特別多，每一種產量都不大，農機企業無法實現規模效益。
同時，我國幅員遼闊，南北方、東西部的氣候、土壤和耕作水平相差很大，同樣是種植水稻，湖南的田塊含水量比東北高很多，一腳踩下去可能陷進40厘米，對農機的要求也就特別高。
“搞品種選育的專家希望產量越高越好，研究栽培技術的專家不太懂農機。”李耀明認為，我國的農業經營模式小而散，農作物種植以高產為出發點，缺少與農機協同配套，更談不上像國外那樣在品種選育階段就考慮到機械化作業的需求。
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是幾代人的夢想。毛澤東同志曾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
近年來，在《農業機械化促進法》、農機購置補貼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促進下，我國農業機械化取得了快速發展。2005年起，全國農機工業進入“黃金十年”，總產值連續10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在2012年我國農機產業就已問鼎全球第一。2000年，全國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32%，2018年則達到68%。
“經驗表明，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國家都是以實現機械化為前提的。”羅錫文說，我國農機裝備還有很多短板，高效率、多功能、精準化農機裝備還比較缺乏，成為制約產業發展的瓶頸。如甘蔗、棉花產業現在遇到的困境，主要就是缺少先進適用的作業機械，導致用工多、生產成本高，產業競爭力弱。因此，他認為，支持農機化的力度不能減、農機科技創新的步伐要加快，飯碗才能端得更穩，當務之急是推進全面機械化。
但是，農機補貼政策“一刀切”的模式，對高端化、智能化的農機產品并不“友好”。
記者了解到，根據農機補貼政策，購置同一機型可享受一定比例的財政資金補貼，但設置了上限。
“我們針對新疆棉花矮化密植開發的智能對靶噴霧機是全球首創，售價6萬多元，可以減少用藥40%—50%。普通噴藥機賣4萬多元，用藥量高、噴藥效果不好，但是農民購買時二者的補貼都是9000元。”南通黃海藥械有限公司董事長解祿觀說，補貼政策并沒有發揮出“補優補智”的導向作用。
同樣是開發噴霧機，江蘇蘇保田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姜錫煒也正面臨同樣的煎熬：2017年，他們與江蘇大學農業工程學院副院長賈衛東合作開發出靜電噴霧系統，既節水又省藥，在大型農場一年就可收回農機成本，但是因為這套系統是針對現有噴霧機進行系統改造，沒有列入補貼目錄，也就無法享受國家補貼政策。
中國農業裝備產業研究院執行院長魏新華建議，拿出一部分補貼專門用于更新換代智能化的農機，對同一種類不同水平的農機分檔補貼。
通過抄襲模仿省了研發創新成本，這樣的新品開發是捷徑還是彎路
德國漢諾威國際農機展、意大利博洛尼亞國際農機展，堪稱全球農業機械業界的“嘉年華”。
前些年，中國的農機企業只是以參觀者的身份去了解和跟蹤國外的技術，這幾年，中國的農機產品才逐漸在展會中出現得越來越多。
但是，這些展會上時不時會出現讓國人臉紅的一幕：有的中國企業拿著皮尺直接測量國外農機產品尺寸，有的則是拿著相機把先進農機的細節拍了個遍。
就規模而言，我國農機裝備已是世界第一，但是從產品競爭力來看，仍然集中在中低端。
在我國2500家左右的規模以上農機企業中，真正具備研發能力的只有約100家，大多數企業的新品開發仍是抄襲模仿、修修改改。
自2004年實施農機購置補貼政策以來，我國農機工業經歷了“黃金十年”的高速發展，有超過百億級的雷沃重工、一拖股份等，超過50億級的江蘇沃得等，另外還有二十幾個產值超過10億的整機制造企業。
與產業規模迅速壯大相比，我國農機產品層次仍以中低端為主，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不足5%，高端農機裝備嚴重依賴進口，如國產300馬力以上的高性能CVT拖拉機和喂入量在12公斤/秒以上的大型高效谷物聯合收獲機仍是空白，無法滿足城鎮化后大規模高效農業生產的需要。
“比如國外的大型聯合收割機普遍配備了測產系統和反饋調控系統，也就是說，在農機作業時就可以獲知農田產量，如果有的地塊作物長勢不良，智能化農機還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各種參數，確保良好作業效果。”魏新華告訴記者，在我國，聯合收割機尚未實現智能化，純機械式收割機仍是主流，只有一些經驗豐富的駕駛員才能駕馭好這些農機。
“我國農機全面落后的現狀亟待改變。我們機械化起步晚已成事實，但是如果不抓住智能化全球同步的機遇，我們必定會被世界農機產業甩得更加落后。”江蘇大學黨委書記、國家水泵及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袁壽其呼吁。
2010年，我國農機銷售達1000多億元，國家有關部門曾展望2020年全國農機銷售可達1萬億元。但是十年過去了，這一數字只有4000億元。
不想創新的通過模仿省了成本拉低了價格，真正埋頭做研發的得不到市場回報。
解祿觀今年74歲了，他從背負式噴霧器入門，進入植保機械行業已經33年，他堅持每年都要開發出有技術含量的新品。
2013年，解祿觀與魏新華合作開發出智能對靶噴霧機，盡管公司年銷售僅有2000多萬元，但是在這個項目上就投入800萬元，然而目前200多臺的銷售量連研發投入的本錢還沒收回。
前不久，這套裝備被新疆建設兵團農機推廣站和山東省農機推廣總站列為重點推廣產品，解祿觀很樂觀，堅信創新產品是有前途的。但是，創新的“錢途”又在哪里呢？
在李耀明看來，我國的高校科研院所在農業機械領域的研發成果完全能拿得出手，“‘十三五’期間，國家在智能農機領域投入9.6億元，實施47個項目，100多家單位、1000多名科研人員參與其中。”他說。
但是，說到這些成果在企業、產業的應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目前，在農機裝備制造水平、產品可靠性和農機作業效率等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
羅錫文表示，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意大利菲亞特公司農機平均故障間隔時間是350小時，而我國去年才達到340小時。
李耀明認為，不能立項時各項指標高大上，到了實際應用就現原形，“提高可靠性基礎工業很重要，一臺聯合收割機有上萬個零件，小到一個螺絲帽質量不過關，都會影響整機可靠性”。
江蘇沃得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胡必友告訴記者，該公司開發的油菜收割機，雖然整機非常先進，損失率僅有8%，銷售量達5萬多臺，2013年還獲得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但是一條小小的三角帶卻是從日本進口，價格一直居高不下。為了擺脫對國外產品的依賴，他們不得不組織相關配套企業共同開發。
“比如要實現聯合收割機智能化，必須檢測損失率、含雜率和破碎率，過去，這些先進傳感器國外不會單獨銷售，想買只能花高價買整機。”李耀明說，包括農機設計基礎數據、生產過程監測標準、檢驗檢測設備等都必須從頭開發，沒有捷徑可走。
毛罕平則認為，緊盯國際前沿、加快技術創新是高校的責任和使命，但是，研究成果如何在農機企業落地轉化，光靠高校科研人員和企業力量完全不夠，“這時候，更需要政府伸手拉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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