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網北京9月19日電 (記者 王鏡榕 視頻報道 周子怡) 9月19日,聚焦“提振信心 統籌發力——推動新時代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主題,中宏論壇第四十一場在線研討會圓滿召開。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民建中央委員、民建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黃石松應邀出席論壇并作主題發言。
以下是黃石松發言:
前幾年參與了國家發改委社會司等部門組織的關于銀發經濟和銀發產業的大調研,民營企業是銀發經濟特別是養老服務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調研中,我也了解到一些情況,通過養老服務這個行業,也可以看出民營企業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共性的問題。
另外,我也是一名中國民主建國會成員,民建是聯系經濟界的民主黨派,會員中有接近50%—60%是民營企業家,會前,我也就這個問題征求了一些會員的意見和建議,也正好借這個機會與大家探討、請教,為提振民營企業的信心,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首先,我想談一下總體的感受。一是民營經濟發展和民營企業確實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二是隨著《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31條政策的出臺,民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民營企業的困難確實得到了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政策環境也越來越寬松,這次在國家發改委成立民營經濟促進局,也是很多民營企業期盼已久的,有民營企業家說“民營企業有了自己的娘家”;三是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在逐步恢復。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政策效應的進一步釋放,從長遠來看,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前景將更加樂觀。
其次,我重點談一下民營企業的市場空間問題。在訪談調研中,民營企業家反映最多的問題是什么?是因需求不足導致的市場空間不足,導致企業經營困難,企業擴大再生產的動力不足,能力有限。在多方面政策利好下,一些民營企業信心增加,有躍躍欲試的沖動,但又有“有心無力”“瞻前顧后”的困擾。
一是需求不足。隨著外需市場的萎縮,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等多重因素疊加,民營經濟主導的很多行業,市場空間受到嚴重的擠壓,需求不足十分明顯,企業訂單減少。以養老服務行業為例,在計劃經濟時代,養老是由政府包辦的福利性事業范疇。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公辦養老機構推行“公建民營”,2017年國務院發文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民營企業和社會資本逐漸成為養老服務行業的主要力量。以北京市為例,截至2023年6月底,在民政局和市場監管局登記注冊的經營主體中,政府公辦公營機構只占到全部床位數的10.05%,公建民營機構為26.99%,社會辦養老機構已經占到62.96%。受基本養老金水平和老年人消費能力不足的影響,養老服務市場發育不足。在今后一個較長時間內,受宏觀經濟形勢和財政增收預期的影響,政府對養老服務的投入不可能持續大幅度增加,在家庭收入預期普遍不樂觀的情況下,家庭首先選擇了減少老年人養老的投入。我國老年人口基數大、增速快,銀發產業鏈條長、帶動作用大,市場潛力大,但在收入預期不樂觀的情況下,銀發消費首當其沖地受到了沖擊。
二是“有心無力”。隨著貨幣政策的寬松,多次降準和利率下調,過去民營企業遇到的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有所緩解。現在一些民營企業不是“貸不到錢”的問題,而是“不敢貸、不知道花哪兒”的問題。一些民營企業對于擴大投資規模“有心無力”,或者叫“力不從心”。比如,養老服務供應商普遍反映,提供居家上門養老服務的機構在過去3年中業務大幅度萎縮,很多因虧損和人員流失而倒閉或轉行,還在維持的公司也普遍采取觀望、減少投資、暫緩投資等做法。盡管各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紓困措施,部分解決了養老機構流動資金不足等問題。但資本金不足導致可持續經營能力不足,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疫情發生前,我國養老機構床位使用率平均在50%左右,疫情沖擊下,養老機構入住率和經營收入都嚴重減少,北京市整體入住率普遍下降20%左右。由于虧損大幅度增加,負債率大幅度上升,全行業普遍出現資本金不足,持續運營風險凸顯,并進一步削弱了原始股東和投資人的信心和機構融資能力。再比如,有企業反映,現行的紓困減稅政策主要體現在所得稅的減免上,養老服務行業屬于微利行業、投資周期長、投資回報率低,當前最突出的矛盾是由于訂單減少導致的營業收入減少,希望進一步提高紓困政策的精準度。
三是市場空間受到擠壓。為應對疫情沖擊,地方政府采取讓公營部門和國有企業介入養老領域等做法,有限的資源進一步向國有體制傾斜,由于國有企業在“醫保報銷資格準入、醫保報銷額度、財政補貼”等方面有更便利的優勢,就有可能出現了“不同待遇”,出現不公平競爭。另一方面,由于財政對養老投入增長放緩、甚至減少,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數量下降,進一步帶來市場的萎縮。從“責任思維”出發,政府部門更愿意將政府購買服務交由國有企業來實施,這就使原本由民營企業提供服務的市場進一步受到擠壓。
事實上,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由于訂單分散、單價低、利潤低、服務個性化等原因,更適合民營企業和社會資本。在養老服務等帶有公共福利性質的領域,如何更好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好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如何發揮財政資金的撬動作用,激發民營資本的積極性、發揮民營機制的優勢,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普遍性問題。
最后,我談一點不成熟的建議。
一是引導社會建立明確的預期。在政策層面,進一步明確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主導的經營領域和范圍,結合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的特點和客觀發展規律,進一步明確民營經濟主導的領域和范圍,為民營經濟留有空間和余地。事實上,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在法人治理結構上、在規模上、資源優勢上、經營方式上各有其特點和自身的優勢,應該正視這種差別,分類加以引導,形成各司其職、各得其所、互為補充的格局。
二是提高紓困政策的精準度。讓企業盡快有更多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獲得感,是增強投資信心的最有效的辦法。比如,在加大紓困資金投入規模的同時,針對資本金不足和持續性經營風險,進行全面統計摸排,制定分類指導意見。對民辦非營利性機構和社會組織,可以根據虧損實際情況,核準并減少部分注冊資本。對于服務能力強、服務質量好但資本金不足的機構,研究更多采取公建民營、政府注資(或成立專項基金注資)、混合所有制等方式,為養老機構資產重組提供便利,等等,全面化解行業系統性風險。培育社區小微市場主體、激發社會組織和公益組織的活力,多措并舉發展社區養老服務產業,千方百計增加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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