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網北京6月21日電（記者王鏡榕）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5月份主要經濟指標顯示，數字經濟在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依然發揮關鍵力量。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近日表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不斷增強。數字經濟持續升溫，"直播帶貨"等異常火熱，助力網上零售加快發展。

　　據統計，1-5月份，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同比增長11.5%，比1-4月份加快2.9個百分點；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重達24.3%，比上年同期提高5.4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發展向好。1-5月份，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1%，比1-4月份加快2.6個百分點。新產品快速增長。5月份，3D打印設備、智能手表、集成電路圓片、充電樁等產品產量同比增長均在70%以上。

中國科學院《互聯網周刊》主編 姜奇平

　　日前，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信息化與網絡經濟室主任、中國科學院《互聯網周刊》主編姜奇平教授就相關話題接受本網專訪。

　　中宏網記者：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繼續出臺支持政策，全面推進"互聯網+"，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您被譽為推動互聯網在中國起步的最早的啟蒙者之一，也是中國互聯網經濟理論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從您參與創辦《互聯網周刊》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您怎么看待這二十多年中國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歷程與獨特建樹？

　　姜奇平：對中國互聯網經濟，沒人有先知先覺，認識都是來自實踐。透過《互聯網周刊》這個前沿窗口，觀察了二十多年的實踐，可以看到中國互聯網經濟及其理論的許多獨到建樹。中國互聯網經濟最大建樹，是在數字經濟與信息社會大潮中，走到了世界最前列，自漢唐之后，再一次真正對人類有了獨創性貢獻。這種貢獻，很多都是"因為中國，更加世界"的。

　　首先，中國的道路選擇，一開始就體現了獨立思考，例如，沒有盲從美國"信息高速公路"的思路，一開始就把信息技術和產業，當作六要素之一，納入整體路徑設計。當時，許多國家、地區以及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技術有美國，中國這方面沒有比較優勢，美國將來絕不會切斷技術和設備供給，所以信息技術與產業沒必要自己搞。現在5G上發生的事情，已經說明了一切。中國硬是在自己沒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取得了世界競爭優勢。沒有這個，我們現在就會象伊朗那樣被動挨整。

　　第二，商業平臺經濟，是中國互聯網經濟對人類的一大貢獻。美國技術平臺發達，但中國商業平臺領先，阿里巴巴電子商務的人類級的貢獻在于，第一次將服務業，進行了重服務業（平臺企業）與輕服務業（網商企業）分工，從而推動了整個人類社會大分工。這個貢獻，不亞于工業經濟中重工業與輕工業的社會大分工。歐洲互聯網經濟的整體落后，主要就落后在這一點上。這逆轉了自荷蘭、西班牙、英國領先人類商業創新以來的歷史進程。其連鎖反應，將從經濟方面影響世界史進程的方向。

　　第三，商業組織創新，中國走在了世界前列。生態組織，正在海爾、騰訊的社交平臺上出現。這將是繼家庭、企業之外，人類第三種基本經濟組織。這種趨勢繼續發展，有可能動搖啟蒙運動、新教倫理以來人類基礎性的商業理念（原子論、理性），也突破了現代產權制度的邊界（以擁有權為核心的大陸法系理念）。

　　第四，在大眾創新方面，提供了一種典范。中國的大眾創新，在互聯網經濟中體現特別明顯。例如，幾個達到歐洲中等發達國家規模的互聯網企業在中國出現，完全是在政府的規劃之外，無心插柳的結果。中國一定做了張五常所說"非常對的事情"，才使這種創新活了下來。而在歐洲，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費爾普斯認為美國超越英國實現大繁榮的基礎，從大歷史眼光看，在于大眾創新（他認為英國的路子是精英創新）。這種創新，在中國現在成了氣候，只不過中國的大眾創新長于市場創新而非技術創新。許多人誤解中國特色與中國道路，以為是偏離人類另搞一套，其實是"人類"出了問題，不是中國出了問題。"人類"的問題在于，在"中心-外圍"（"精英-草根"）結構中，對"大眾"的創新（中國稱為"人民群眾的偉大創造"）的正能量總是捂著、壓著，最后把他們逼成民粹，變成打砸搶的負能量。中國的特色在于增量改革，即將大眾的"偉大創造"與精英的"總結、指導"結合起來，"讓子彈飛一會兒"。就在子彈飛的這一會兒中，產生了農村改革與互聯網發展這兩件釋放底層能量的壯舉。當然，互聯網發展現在與農村改革還不能相比，因為還要在"總結、指導"上，進一步提高水平。不要做打壓滴滴那種蠢事，把做對的事情再做錯了。

　　中宏網記者：與上述探索實踐及創新成果相呼應，中國在互聯網經濟理論方面有哪些主要建樹？

　　姜奇平：中國互聯網經濟理論方面的建樹也是獨特的。首先，在經濟理論制高點上，中國有后發先至之勢。經濟體大到一定程度，獨立的經濟學思考必然會出現。如果說，在工業化進程中，中國經濟學獨立思考的標志是結構經濟學，那么，在互聯網經濟上的標志則是范圍經濟理論。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是新增長理論的兩個對稱分支，美國現在主流是規模經濟理論，例如新科諾獎得主羅默。范圍經濟理論被壓制在西北大學一隅，是非主流的；但在中國不同，范圍經濟理論在互聯網經濟相關的政產學研各界，已近主流，接近形成共識。例如，認為"進入互聯網時代，范圍經濟取代規模經濟成為產業組織的主導邏輯"（謝伏瞻，2019）。"需要更好地認識一個可能出現的報酬遞增經濟"（蔡昉，2019）這種判斷非同小可，是美國當紅諾獎得主做不出來的，但對互聯網經濟的"野戰軍"實戰，具有決定性的指導意義。以橋牌牌技打比方，我個人認為，在這一點上，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是"精確叫牌法"，美國還停留在"自然叫牌法"上。而歐洲，連自然叫牌法都不會，對互聯網經濟中的野戰，可以說一門不門。他們在互聯網前25強中被清零，完全被中美控局，就是理論貧乏導致實踐缺乏指導的結果，一出政策就是錯，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其次，中國互聯網在世界規模的共享經濟與雙創實踐基礎上，產生了政治經濟學中關于共享發展的獨特的政策與理論思考，既不同于北歐的福利模式（公平優先），也不同于北美模式（效率優先），而是以二者互補為取向。如果說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專用性資產（威廉姆森），互聯網經濟制度的基礎，將是"通用性資產"。通用性資產將公平與效率由對立轉化為統一的邏輯在于，通過平臺固定資產的分享使用及按使用效果收費，即解決搭便車難題，提高了效率，還極大降低了一次分配公平的門檻（雙創門檻）。發改委等部門最近推出的"上云用數賦智"行動，就是這種理論指導下的政策實踐。其中包含著典型的中國獨立思考。可惜的是，這種理論突破，完全是由實踐部門、政策部門主導的，而不少主流政治經濟學家和專家教授的認識還停留在互聯網時代之前，亟待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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