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是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商學院。FMBA項目是雙方發揮各自專長合力打造的國內首個金融方向的MBA項目。課程設計既著眼飛速發展的全球金融市場，又緊密貼近變革和發展中的中國資本市場實踐。項目自2000年創辦以來，已培育出兩千余位掌握金融財務理論及管理專長并具有金融實踐的畢業生。
5月30日晚，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系副主任、TIEMBA項目學術主任陸瑤教授為清華-香中大FMBA同學帶來“‘治理’賦能——數字經濟轉型下的公司治理變革與趨勢”主題講座。
陸瑤教授提出了公司治理亟待解決的三個重要問題，以此為脈絡，梳理了傳統公司治理的主要思路，并提出數字化轉型趨勢下公司治理的新方向，為國有企業和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改革提出“良方”。此次講座作氛圍熱烈，干貨滿滿，講座雖然結束，但思考仍在路上。
當前公司治理亟待回答的三個重要問題：
·數字化經濟轉型如何影響現代企業的公司治理變革？
·高速發展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如何改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
·高速發展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如何解決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實現家族財富傳承？
數字化經濟轉型：“治理”賦能
傳統的公司治理中，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資本市場”將投資者的資本與企業家的技術對接起來，公司治理則是保證資本市場持續健康有效發展的重要必要條件。
·在公司層面，公司治理可以影響公司行為和投資者對公司投資的信心，進而影響公司績效與估值；
·在宏觀經濟層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次貸危機的發生，都表明不良的公司治理，會損害國家經濟發展，進而導致更大范圍的經濟危機。
企業的公司治理，歸根結底是為了解決“委托-代理”問題。所謂的“委托-代理”問題，是指委托人（投資者）雇傭經理人時由于雙方信息不對稱帶來的經營問題。“傳統”西方的公司治理系統，是投資者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與制衡機制，主要通過制度安排，合理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力責任關系，主要思想是保護股東。
公司治理的機制主要包含內部治理機制、外部治理機制和軟性治理機制。數字化轉型和技術革新為公司治理帶來新的變化。一方面，新的技術消除了原先的一部分信息不對稱，例如外部投資者獲取企業信息的能力增強，社交媒體加快了信息傳播的范圍和速度；但同時也增加了新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例如新興產業發展速度加快，專業化程度提高，普通投資者難以理解業務模式，資本市場對企業的估值更加困難。
綜合考慮各方因素能夠發現，數字化轉型和技術革新有助于降低“委托-代理”問題。
·首先，新技術有助于提高企業生產力。2019年，發表于AmericanEconomicReview的文章《BigDataandFirmDynamics》提出，大數據能夠支持企業更加精準的決策過程，提高投資效率，進而促進企業的生產力轉化。而企業績效變好，經理人會減少浪費企業資源的行為。
·其次，新技術有助于提高產品市場外部監督。技術的發展使得產品市場競爭愈加激烈，新興企業的生命周期呈現縮短趨勢，產品市場競爭外部治理機制的作用得以加強。
·第三，新技術能夠提高企業對創新的需求。產品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商業模式更新加速，企業需要穩定的業務開發和研發環境，以面對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
·第四，新技術提高了企業對信息和技術的依賴程度。復雜的業務模式和快速的技術迭代，使得信息和技術成為決策能力的關鍵。
·第五，新技術提高了股東對企業家的依賴程度。外部融資范圍愈加廣闊，資本呈現社會化的趨勢，但大量的普通投資者對企業的理解有限，專業精英的作用愈加凸顯。同時，新技術帶來了更多的融資渠道和融資交易，企業獲取資本的門檻越來越低。
綜上能夠發現，數字化經濟轉型和技術革新使得企業外部治理環境增強，同時企業家與資本之間有了更強的利益綁定關系，傳統的“委托-代理”問題有所減弱。而為了解決“委托-代理”問題的傳統公司治理體系在當代社會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無法保證企業決策的科學性和效率。
對此，應該構建適應當前新形式的公司治理創新體系，即通過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來協調公司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以保證公司決策的科學化，最終維護公司各方面利益，實現“治理”賦能。
新的公司治理體系應該倡導股東和經理人合作共贏。未來，企業不由利益相關者分享控制權，而是由掌握公司核心技術競爭力的企業家向全體利益相關者共同負責，股東的作用從“管理公司”到“管理資本”，同時加強外部監督的作用與利益綁定的激勵機制。
FMBA
國有企業：在改革中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升值
國有企業治理，需要解決政府職能的“缺位”“越位”和“錯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政府需要完成自身角色的轉變，從“管理企業”轉變為“管理資本”，通過正規的公司治理機制參與公司治理，更好體現國有資本出資人的角色。
市場的發展在倒逼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一方面，國有企業同樣面臨市場競爭與技術發展。政府并不是行業技術專家，需要依靠技術精英和企業家，因此，政府作為股東，通過股東大會等公司治理機制參與公司治理，將公司的經營決策權交給董事會或管理層，是適應時代技術發展和新市場環境的必然。另一方面，戰略投資者也可以帶給國有企業技術和資源。良好的國有企業改革能夠實現國有經濟和市場的高度融合。
國有資產的保值升值是國有資產管理的本質核心問題。政府的職能轉變，有助于提高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從而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升值。同時，行業是具有生命周期的，國有資本也應有進有退，提高國有資產的流動性，優化國有資產配置，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國企混改是國有企業治理改革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國有控股的企業中加入民間資本，使得國有企業變成多方持股、國家控股主導的企業，有助于提高國企的競爭力和活力。現實中的聯通混改、中國建材集團混改、國藥集團混改等案例，都是國企混改的成功典范。
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是國企公司治理改革的另一主要方式。這一路徑下，國有資本通過投資其他公司擁有股權，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由此帶來的國有資本流動性，是國企改革的靈魂和創新的源頭活水。
家族企業：在競爭中實現企業傳承
與國有企業改革思路類似，家族式企業也應該進行治理改革，完成家族股東從“管理企業”到“管理資本”的角色轉變。長期以來，家族企業公司治理存在股權高度集中、股權與控制權不分離、人才封閉性的問題，由此帶來各類經營問題。
為了針對性地解決這些問題，家族企業應該主動追求變革，接受技術升級和業務轉型。
·首先，需要通過分散股權引入外部投資者，這有利于股東之間相互監督，相互制衡，風險共擔；
·其次，需要分離所有權和經營權，通過治理機制干預企業治理；
·同時，需要進行市場化選拔，放權職業經理人，擺脫人才困境。一言以概之，解決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的問題，需要加強外部治理機制的作用，外部治理、外部監督、外部競爭都尤為重要。
講座最后，FMBA同學向陸瑤教授詢問了企業轉型中的業務轉變、人才需求變化、企業管理與資本管理的分界等問題，陸瑤教授進行了詳細回答。未來已來，唯變不變。無論企業類型為何，在新的技術浪潮和市場需求中，轉型變革都是生存之道，如何通過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公司治理新體系實現治理賦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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